汉唐帝陵：如何走出保护与利用之困
■ 人为破坏是文物保护面临的一大威胁
■ 帝陵及其陪葬墓保护现状的背后，折射出基础设施的薄弱和管护力量的不足
■ 统一规划的滞后、保护与利用的“边界”不明，使二者之间的现实矛盾日益突出
■ 现行法律对遗产地居民权利保障方面缺少明确规定，居民为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只得被迫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
陕西省关中地区渭河北岸坐落着西汉9座帝陵和唐代18座帝陵，与星罗棋布的陪葬墓一道，是中国汉唐盛世的宝贵见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实地采访发现，受人为破坏屡发、保护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部分汉唐帝陵及陪葬墓遗址整体风貌受到较大威胁。
“上海的楼，西安的塔，咸阳遍地是冢疙瘩。一把黄土风中扬，多少帝王将相的骸骨，征夫怨妇的血泪。”流传于当地的民谣，诉说着汉唐帝陵往日的雄风。
尽管近年来受到严格保护，但人为破坏加上风雨侵蚀仍在威胁汉唐帝陵的雄风。咸阳市文物旅游局资料显示，解放初期咸阳塬上汉代陵墓封土有800多座，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平整土地运动和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200多座，唐代帝陵及陪葬墓也多有破坏。
在汉高祖长陵附近，当地实施的3000亩绿化工程围绕长陵，松涛阵阵、蔚为壮观。但长陵封土之上垃圾、粪便很多，还留有烧烤餐饮的痕迹，不远处的赵王如意墓被现代坟墓包围。在咸阳市渭城区正阳街办杨家湾村，长陵的一些陪葬墓封土范围已大为缩小，有的底部几乎被挖空，有的留有曾被挖成砖窑的痕迹。
“村里原来有十几座汉代陪葬墓，大约50米一个，呈十字形分布，土地平整运动以后，大部分都没有了。”正阳街办史村一位村民说，现在文物部门不允许动封土，但仍有村民会一点点蚕食，或扩大耕地，或取土他用，封土堆越来越小，邻村一位村干部前两年就曾因为取土盖房被判刑。
咸阳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杨军坦言，人为破坏是当地文物保护面临的一大威胁，耕种农田、平整土地、修建道路、乡镇企业建设等生产活动，宅基地改扩建、用土取土、生活垃圾堆放、现代人坟墓修建等日常生活行为，都对遗址造成不同程度破坏。此外，酸雨、严寒酷暑、西北风等自然风化，也使遗址受到损坏。
“尤其是修坟现象，在长陵、延陵、平陵、康陵均有发现，以延陵最为严重，周边现代人坟墓可达到近千座之多，有些已经修到延陵封土脚下，对帝陵完整性造成较大破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刘军民说。
在分布面积更为广阔的唐代帝陵及其陪葬墓区，开山采石等人为活动对陵区整体风貌的破坏明显。在礼泉县昭陵社区魏陵村，本刊记者沿山间小路步行盘旋而上，来到了唐代名臣魏征的墓前，沿线没有任何指示标牌，墓碑前杂草丛生，垃圾遍地。7户人家在山脚下凿出窑洞而居，不远处，废弃的采石场形成的巨大疤痕，与雄浑苍凉、植被茂密的陵墓山体形成鲜明对比。
在唐肃宗建陵周边，也分布有废弃的采石场，植被被剥离，山体被挖，犹如“白癜风”一般十分刺眼。
“这几年，各级政府对唐陵附近的开山采石不断进行整治，采石场基本退出了遗址保护区，但保护范围附近的采石依然难以杜绝。唐陵大多是依山为陵，本是一幅壮美的画卷，但开山采石让山体千疮百孔，破坏了原本雄浑壮阔的风貌。”咸阳市文物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说，不久前他们去泾阳县一座唐陵调研，远远望去，采石场巨大的粉尘甚至让他们难以分辨帝陵的位置。
帝陵及其陪葬墓保护现状的背后，折射出基础设施的薄弱和管护力量的不足。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都市农业和文物旅游局副局长许光生说，渭北9座西汉帝陵都建有文管所，但人员、设备、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巡查基本靠走”。“一个长陵就有好几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根本管不过来。”有的帝陵及陪葬墓没有安装摄像头，或存在监控盲区，一些文物躺在文管所的库房内无处展示。
受访干部群众和文物保护专家反复提及，一些工程项目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威胁，是汉唐帝陵当前面临的更需要重视的问题。
一位在西安咸阳机场塔台工作多年的历史爱好者深有感触地说，西汉帝陵原本在五陵原上星罗棋布，众多陪葬墓与之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蔚为壮观。但是近年来自己在高高的塔台上亲眼看到一些小的陪葬墓开始消失，周围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帝陵逐渐成为钢筋水泥包围中的“孤岛”，真是让人痛心。
咸阳市文物旅游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因9座西汉帝陵中的5座历史上建有陵邑，咸阳塬又被称为五陵原。原来五陵原位于城市郊区，如今，西咸新区中的秦汉新城、空港新城自北向南扩张，咸阳市区向北发展，对五陵原渐成包围之势。
“西咸新区此前修一条路，要从秦咸阳宫遗址中间穿过，形成‘中字形’，我们与之交涉不允许建设，但对方已经建设了跨过渭河的桥梁直通这条路，如果不修路，桥也就废弃了。新区后来说拿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文，但我们也一直没有见到。”这位负责人说。
在西咸新区的规划当中，9座西汉帝陵被统一划入秦汉新城保护范围。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共占地104平方公里，占到秦汉新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建设控制区内，建筑的高度、形制都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破坏帝陵保护区的历史风貌。但在实际工作中，新城也面对建设与保护的矛盾。
一边是不断扩张的城市边界和发展渴求，一边是必须严格保护的文化遗产。采访中，有干部群众和专家认为，统一规划的滞后、保护与利用的“边界”不明，使二者之间的现实矛盾日益突出。
在位于长陵陪葬区范围内的泾阳县高庄镇新庄村，有村民就说，村子被这些“冢疙瘩”害苦了。“墓就在田地里，不能动、不能挖，建个房修个路，就有文物部门来查，光让人保护呢，村子也不能不发展啊！”74岁的费姓村民说。
刘军民说，目前在西汉帝陵遗址区附近的电厂、砖厂以及上游排放污水的渠道等，对空气、土壤、水质等都有一定污染。可如果禁止生产活动，比如让村内的砖厂等企业停止运营，村民的就业和经济来源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居民搬迁则会使其丧失原有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由于现行法律对遗产地居民权利保障方面缺少明确规定，居民为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只得被迫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
不过，在困扰的同时，更多的干部群众和专家也认为，在文物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当下，如能科学平衡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充分挖掘汉唐帝陵作为历史独特载体和文化地标的价值，合理划定发展边界和产业布局，汉唐帝陵不但不会成为发展负担，还能够成为带动群众致富的有效载体。
“如果能把汉唐帝陵统一规划，以道路、基础设施等相连接，形成绵延百里的风光旅游带，将会是非常巍峨壮观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说，秦始皇陵、唐高宗乾陵成为旅游景区后，都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汉唐帝陵的文化价值并不亚于明十三陵，但当前更多的帝陵及陪葬墓都沉睡在田野中，一些帝陵处于无路可走状态，周边缺乏相关的文物古迹介绍、导引路牌等，使参观者“找不到、看不了”。历史遗址没有被唤醒，其巨大的文化旅游价值也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受访的文物保护干部和专家认为，陕西汉唐帝陵保护与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面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宜在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的同时，充分挖掘其独一无二的巨大文化价值，可在摸清遗产基本家底的前提下，打造大文化遗产保护区，并以文化旅游价值的开发为依托合理布局产业，挖掘汉唐帝陵的文化遗产价值，用遗产自身价值保护自己，也能带动周边群众发展致富。
刘军民说，陵墓类遗址是解读历史、传承文化、寄托乡愁的极佳载体。在城市同质化趋势越来越强的今天，这类遗址具有持续的吸引力，是潜在的文化战略资源。从汉唐帝陵保护现状来看，底数不清、保护范围不明、规划滞后，是文化遗产屡受城市化建设威胁的重要原因。
从事唐陵研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说，2012年陕西省曾公布了唐陵遗址的保护范围，但当时唐18陵中尚有7个陵没有完成考古勘探，导致划定的保护范围与实际勘探结果有一定出入。
“因为说不清楚遗存分布状况，不少帝陵的保护范围都只是一个大致范围，一些该划入保护区或建设控制地带的没有划入。”刘军民说，以唐陵中保护最好的乾陵为例，其众多陪葬墓中仅有5个能确定墓主身份，大多数陪葬墓荒落于田野中，几乎没有保护措施。
一些文物部门干部坦言，当前帝陵保护规划是成熟一个、批复一个，而每个规划从编制到实施往往需要3~5年时间，慢于城市建设规划。加上底数不清、范围不明，因城市建设造成的文物遗址破坏动辄成为既定事实，对遗产的保护反而陷入无章可循、底气不足的尴尬境地。
徐卫民说，作为汉唐盛世和古丝绸之路的见证，汉唐帝陵及其陪葬墓气势宏伟，雄浑壮阔，是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建议国家层面按照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出台汉代帝陵和唐18陵整体保护的一揽子规划，通过规划先行，划定保护的“边界”和开发利用的“红线”，进而抵挡住城镇化建设可能对文化遗产的“蚕食”。
“可借鉴北京市对明十三陵的管理模式，从整体角度对西汉帝陵进行规划。可以利用西咸新区内的秦汉新城，专门设立帝陵特区管委会，统筹兼顾区内与文物保护相关的遗产保护、环境保护、林业、交通、旅游、市政等各部门的协调工作，从宏观角度考虑各个帝陵的长远发展。这样不但可以缓解目前各个帝陵保护力量不均匀、保护措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同时也可以整合旅游资源，形成产业集群。”刘军民说。
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办龙枣村，并不在唐18陵之列，从陵墓主人自身地位、陵园规模来看，都难以与附近的其他帝陵相提并论。但每到周末，这里游人如织，陵区内绿树成荫，地上文物、石刻、角阙遗址的介绍标识齐全，向游客诉说着历史。
顺陵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李小勇说，顺陵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拥有的走狮等石刻十分精美，但以前都沉睡在田野中，游人很少。去年，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对顺陵周边的道路、基础设施、绿化、文物展示设施等进行改善，文管所印制了大量精美宣传册供人取阅。文物遗址得到保护的同时，这里也成为西安、咸阳市民周末游览的好去处，还带动了附近村民的农产品销售。“从冷到热的变化背后，关键是让文物遗产活起来了，让人有得看。”
文保干部及专家表示，每一个单独的汉唐帝陵都是一套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包括封土或陵山本体、陪葬墓、陵邑、地上建筑遗迹等。在其文化价值的发掘上，应注重其整体性，在提升保护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博物馆建设、文物展览、数字化展示等方式，让文化遗产会说话、活起来。
“以五陵原上的西汉帝陵为例，其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又地处西安、咸阳两市郊区，交通便利，本身就是极好的旅游资源。但除了阳陵和茂陵外，其余各陵均没有在遗产旅游方面进行系统开发。”刘军民说，建议将西汉帝陵整合为一体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建立大遗址保护公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教育、观光等多方面内容，使之感受到独特的文化魅力，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徐卫民认为，将汉唐帝陵作为整体形成旅游风光带是可行的，首先需要将帝陵间的道路进行连通。
目前，在陕西省编制的汉唐帝陵文物旅游交通线路规划中，有关部门计划用公路将汉唐29座帝陵串联起来。在路网布局上，分为主干路、支路和连接路三个层次，其中主干路起到重要旅游集散功能，由标准较高的公路组成，总体呈现“三横五辐射”。专家建议，道路连通应以改造和利用现有道路为准，不能对遗址本身造成破坏，以绿化、统一指导下的农田加以串联，形成一个条形风光带。
专家认为，对地面建筑遗存较少，陵墓外形相似度高、可看性不强的汉唐帝陵而言，应当对其周边环境进行整治，用地面标识、说明牌等，将陵园的结构、分布勾勒出来，使游客有物可看、有史可学、有故事可听。同时，适当将部分帝陵文管所提升为博物馆，让一些已出土文物走出仓库、诉说历史。但也应注意分类施策、逐步实施，对有些保护条件尚不成熟的帝陵，仍应尽量保持其原始风貌。
刘军民建议，可参照北京明十三陵将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区内各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做法，将汉唐帝陵景区包括税收以及旅游收入等在内的经济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分配标准参照帝陵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形成良性循环，使遗产可以利用自身的价值保护自己。
受访专家及干部建议，汉唐帝陵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应从多方面着手综合施策。
第一，在统一规划基础上，于当前遗址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之外，再设立一个环境影响区，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边界。咸阳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杨军说，在这一区域内，对产业准入门槛、建筑风格、建筑高度等进行限制，一方面使遗址周边的环境风貌不受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形成城市与遗址间的缓冲地带。
第二，将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文化旅游业与文物资源保护相结合，让文化遗产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金山银山”，从而调动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都市农业和文物旅游局副局长许光生介绍说，在当地实施的帝陵旅游设施项目建设中，计划按照“一陵带一村、一村护一陵”的思路，培育和扶持一批文化旅游名村和休闲小镇，增加就业机会，让群众能从文物保护中获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刘军民说，将群众完全从遗址区迁出，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行。址区内的居民与遗产共生多年，已经成为遗产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可以加强对遗产地居民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其教育水平和从业技能，将重心由现有的第一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遏制由于农业灌溉取土等原因对遗址造成的破坏。
第三，建立文化遗产保护补偿机制。有文物部门干部坦言，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文物遗址所在地的政府和群众有保护的义务，却没有相应的补偿和保障机制。老百姓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也失去了平等发展的权利。杨军建议，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汉唐帝陵及其陪葬区面积广大，涉及群众数量众多，应当探索建立对遗产保护区群众的利益补偿机制。
一些被采访者提醒，现阶段对汉唐帝陵仍需以保护为主，对其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利用须稳妥把握，切不可操之过急，应在文物承载力接受范围内进行，不可建造假文物和违规设施，以确保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与可持续性，避免过度商业开发。LW
刊于《瞭望》2015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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